“人之意苟善，虽不知，可以为长。”人的心意如果好，即使不懂什么也可以当君长。做君主的不能做大臣该做的事情，这就叫作“勿躬”，意思是不要亲自去做一些事情，而是应当把这些事情交给自己的大臣来做，这样的君主才能叫作明君。

做君主的，应处于平和之中，用道德去感化人民，使他们接受根本的东西。管仲是一个大臣，不担负自己不能做的事，而让五个人竭尽才能。君主如果知道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是可以治理人民的，那么隐蔽、欺骗、诈伪、危险的言论就不能进入朝廷，有职务的人就无不安心自身工作了，各级官员对自己的工作就会尽心竭力了。

汉灵帝经商不听劝告

从古至今，做皇帝的人都没有自己经商的，但是东汉的灵帝却是一个“精打细算”的“商人”。光和四年，灵帝在后宫修建了许多商业店铺，让宫女们行商贩卖，于是，后宫相互盗窃和争斗的事情屡有发生。灵帝还穿上商人的服装，与经商的宫女们一起饮酒作乐。灵帝又在西园玩狗，狗的头上戴着文官的帽子，身上披着绶带，他还手执缰绳，亲自驾驶着四头驴子拉的车子，在园内来回奔驰，京城洛阳的人竞相仿效，竟然致使驴的售价与马价相等。

汉灵帝还喜好积蓄私房钱，搜集天下的各种奇珍异宝。每次各郡、国向朝廷进贡，都要先精选出一部分珍品，送交管理皇帝私人财物的中署，叫作“导行费”。中常侍吕强上书规劝说：“普天之下的财富无不生于阴阳，都归陛下所有，难道还有公私之分！而现在，敛积各郡的珍宝，中御府堆满天下出产的丝织品，西园里收藏着理应由大司农管理的钱物，驻骥厩中则饲养着本该归太仆管理的马匹，而各地向朝廷交纳贡品时，都要送上导行费。这样，征调数量增加，人民贫困，花费增多，贡品减少。贪官污吏乘机从中取利，黎民百姓身受其害，更有一些阿谀献媚的臣子，进献额外财物，好让陛下对他们纵容，不良风气因此越来越盛。依照以往制度，选拔官员的事情应由三府负责，尚书只负责将三府的奏章转呈给皇上。被选拔者通过考核，加以委任，并责成他们拿出政绩。没有政绩时，才交付尚书进行弹劾，提请转到廷尉核查虚实，加以处罚。因此，三公在选拔人才时，都要与属僚仔细评议，了解这些人的品行，评估他们的才干。尽管如此严格，仍然有些官员不能胜任，使政务荒废。如今只由尚书负责选拔官员，或由陛下颁下诏书，直接任用，这样，三公就免除了选拔不当的责任，尚书也不再因此获罪。奖惩都兑现不了，谁还肯白白操心呢？”奏章呈上，灵帝未加理睬。

明君者，非遍见万物也，明于人主之所执也。有术之主者，非一自行之也，知百官之要也。知百官之要，故事省而国治也。明于人主之所执，故权专而奸止。奸止则说者不来，而情谕矣。情者不饰，而事实见矣。此谓之至治。

英明的君主，不是普遍地处理万事万物，而是明白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。有道术的君主，不是一切都亲自去做，而是懂得百官这个要领。懂得百官这个要领，所以事情少而国家治理得好。明确了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，所以大权集中，奸邪止息。奸邪止息，那么游说的就不来， 真情也能了解了。真情不加修饰， 事实也就能显现了。这就叫最好的治理。

至治之世，其民不好空言虚辞，不好淫学流说。贤不肖各反其质，行其情，不雕其素，蒙厚纯朴，以事其上。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官，易官则各当其任矣。故有职者安其职，不听其议；无职者责其实，以验其辞。此二者审，则无用之言不入于朝矣。君服性命之情，去爱恶之心，用虚无为本，以听有用之言，谓之朝。凡朝也者，相与召理义也，相与植法则也。上服性命之情，则理义之士至矣，法则之用植矣，枉辟邪挠之人退矣，贪得伪诈之曹远矣。故治天下之要，存乎除奸；除奸之要，存乎治官；治官之要，存乎治道；治道之要，存乎知性命。故子华子曰：“厚而不博，敬守一事，正性是喜。群众不周，而务成一能。尽能既成，四夷乃平。唯彼天符，不周而周。此神农之所以长，而尧舜之所以章也。”

治理得最好的社会，人民不喜好说空话假话，不喜好邪恶的、流行的学说。贤能的与不贤能的人都各自恢复其本来面目，按真心行事，对自己的本性不加修饰，敦厚纯朴，以此来侍奉自己的君主。这样，灵巧的与笨拙的、聪明的与愚蠢的、勇敢的与怯懦的，能够得以按照法典调整官职，调整官职后各自更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了。所以，有职位的安心各自的职位，君主不听他们的议论；没有职位的要求他们拿出事实，来检验他们的言辞。这两种情况弄清楚了，那么没有用的废话就不能进入朝廷了。君主顺从天性行事，去掉爱憎之心，以虚无为根本，来听取有益的话，这叫听朝。大凡听朝，都是君臣共同探讨理义，共同确立法度。君主顺从天性行事，那讲求理义的人就来到了，法度的效用就确立了，乖僻邪曲的人就屏退了，贪婪诈伪的人就疏远了。所以，治理天下的关键，在于去除奸邪；去除奸邪的关键，在于整顿官吏；整顿官吏的关键，在于研习道术；研习道术的关键，在于懂得天性。所以子华子说：“君主厚重而不广泛，严肃地坚守一个根本，喜爱正性。不与众人附和，而致力于学得驾驭臣子的能力。这种能力形成后，四方就会安定。那些符合天道的人，不求与天道相合却能达到相合。这就是神农之所以兴盛、尧舜之所以声名显赫的缘故。”

人主自智而愚人，自巧而拙人，若此，则愚拙者请矣，巧智者诏矣。诏多则请者愈多矣，请者愈多，且无不请也。主虽巧智，未无不知也。以未无不知，应无不请，其道固穷。为人主而数穷于其下，将何以君人乎？穷而不知其穷，其患又将反以自多，是之谓重塞之主，无存国矣。故有道之主，因而不为，责而不诏，去想去意，静虚以待，不伐之言，不夺之事，督名审实，官吏自司，以不知为道，以奈何为实。尧曰：“若何而为及日月之所烛？”舜曰：“若何而服四荒之外？” 禹曰：“若何而治青北，化九阳、奇肱之所际？”

君主认为自己聪明而别人愚蠢，认为自己灵巧而别人蠢笨，像这样，那么蠢笨的人就请求指示了，灵巧聪明的人就要发布政令了。政令越多，请示的人就越多；请示的人越多，就将无事不请求指示。君主即使灵巧聪明，也不能无所不知。凭着不能无所不知，应付无所不请，他的办法必定会穷尽。当君主多次被大臣弄得技穷，又将用什么治理人民呢？技穷却不知道自己技穷，只怕又将更加自高自大，这就叫受到双重阻塞的君主，就不能保住国家了。所以，有道术的君主，因势利导却不去亲自动手做，责成大臣做事，自己不妄加指示，去掉臆想，等待时机，不说大话夸耀自己，不好大喜功矜夸自己，审察名分和实际，让官员自己管理自己分内的事；把不求知当作根本，把“怎么办”当作宝物。尧说：“怎样做才能和日月那样普照人间？”舜说：“怎样做才能使远人归附？”禹说：“怎样才能制服青北山、九阳山和奇肱国那样的边远之处？”

赵襄子之时，以任登为中牟令。上计，言于襄子曰：“中牟有士曰胆、胥己，请见之。”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。相国曰：“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！为中大夫，若此其易也？非晋国之故。”襄子曰：“吾举登也，已耳而目之矣。登所举，吾又耳而目之，是耳目人终无已也。”遂不复问，而以为中大夫。襄子何为？任人，则贤者毕力。

赵襄子当政的时候，用任登当中牟令。任登在呈递全年总结的时候，对赵襄子说：“中牟有两个士，叫作胆、胥己，请您召见他们。”赵襄子召见他们并让他们做中大夫。相国说：“我想您只听说而没有见过他们吧？像这样就任为中大夫，太容易了吧？这不是晋国的旧例。”赵襄子说：“我提拔任登的时候，已经耳闻目睹他了。任登推荐的人，我再去亲耳听、亲眼看，这样，用耳朵听、用眼睛看就没有尽头了。”于是就不再询问，任命他们当中大夫。赵襄子把“怎么样”当作任用人的原则，那么贤明的人就竭尽全力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