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求援问题上，皇帝司马炽和权臣司马越的利益是一致的。使者临行前，司马炽叮嘱使者们，要他们转告地方守臣：“现在增援，洛阳可能还有得救；晚了，洛阳就没有了！”华北、西北的部分州县，南方的大部分州县都还在晋朝官吏的手中，但是他们势孤力单（高度中央集权和连年征战的结果），而且自顾不暇（自身也面临异族武装或者农民起义的问题），都不具备增援洛阳的能力。山涛的儿子、镇南将军山简镇守襄阳，有心报国，派出一支小规模的部队前往洛阳，不想走到宛城的时候被当地流民武装消灭了。而派出援兵后，山简自身力量削弱了，不得不闭城自守，后来干脆弃城南逃。另一个有心增援的人是荆州刺史王澄。他的刺史官职是司马越任命的，而且族兄王衍还在洛阳城中，所以派部队前往洛阳。当山简失败的消息传来，王澄害怕步其后尘，赶紧召回部队，一心保境安民。其他地方官员，情况也类似。所以，司马炽望眼欲穿，没看到一个援兵进入洛阳。

在绝境中坚持了3年多，洛阳的情况更加不妙了。异族武装力量越来越强大，朝廷能控制的郡县越来越少。太傅司马越丝毫没有改变朝廷困局，又揽权专政，大失所望。永嘉四年（310年），司马越阵营意识到这样下去迟早要完蛋，就有谋士建议道：与其在洛阳坐以待毙，倒不如集合城里尚有战斗力的军队，向外发展，也许能打开一片天地。司马越接受了这个带有冒险性的建议，穿上戎服去向司马炽辞行。他借口讨伐石勒（石勒正在横扫黄河以南和汉水以北地区），要率军向兖州、豫州方向发展。司马炽忧心忡忡地说：“现在胡人日渐逼近首都，洛阳官民斗志全无，朝廷社稷正倚赖太傅支撑。你在节骨眼上，怎么可以远离洛阳，孤立首都呢？”司马越辩解道：“臣此次出战，如果能够幸运地击破贼军，则国威可振，总比坐待困穷要好。”应该说，司马炽和司马越对时局的看法各有各的道理。晋朝发展到这一步，要么坐以待毙，要么侥幸取胜。

当年十一月，司马越孤注一掷，集合在洛阳城内外的4万军队，声称讨伐石勒，向许昌开拔而去。太尉王衍担任军司，与司马越同行。洛阳官民见司马越军队要弃城而去，人心惶惶，多数人都想搭上司马越这艘救生船，逃离势必沉没的洛阳大船，于是各显神通往军队里面挤。到最后，4万军队膨胀成人数超过10万的逃难大军，里面有大大小小的洛阳各级官吏、家眷、富翁和其他关系户、难民等等。一路上尘土飞扬、人声鼎沸，有拖家带口的，有丢三落四的，有被百姓打乱行伍队列的部队，也有在百姓队伍中横冲直撞的骑兵，场面蔚为壮观。

当然，司马越也没有完全放弃洛阳——毕竟它是帝国的首都，毕竟晋怀帝司马炽还有政治号召力。他留下了王妃裴氏、世子司马毗在洛阳，并留亲信龙骧将军李恽、右卫将军何伦率少量军队守卫城池，以防万一。

等庞杂混乱的出征部队都消失在了远处的尘土中，洛阳城顿时变为了一座死城。官署中的大多数官吏、军营中的大部分士兵，都随司马越走了，衙门没有人守卫，治安没有人维持，最恶劣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都没有人去埋葬。每天都有人逃离死城。不愿意走和不得不留下的人，也忙于掘壕沟筑工事，以求自保。

司马越此行，能否幸运地击败石勒呢？晋朝的前途又如何呢？

二

晋怀帝司马炽对司马越的冒险出征，义愤填膺。司马越前脚刚走，司马炽就于永嘉五年（311年）正月给东边的青州刺史苟晞发去密诏，任命他为大将军讨伐司马越。

晋朝的天下，已经分崩离析了，各块尚在晋朝官吏手中的领土，像淹没在异族和农民武装的海洋中的一座座孤岛。大的势力，在黄河以北主要是并州刺史刘琨和幽州刺史王浚，在江南主要是琅琊王司马睿，在关中地区主要是南阳王司马模，苟晞是晋朝在黄河中下游硕果仅存的地方实力派，是司马炽讨伐司马越的唯一人选。

苟晞是职业官僚，身经百战才跻身高位的，有着奋斗成功后的老官僚的精明和市侩。他见朝政日乱，担心有祸害上身，花了很大力气交结达官显贵，每次得到宝物都往洛阳的亲贵家里送。他在兖州时，驻地离开洛阳五百里，苟晞怕送往洛阳的土特产到达时候不够鲜美，挑选了千里牛，每天凌晨驮着礼物出发晚上回来，日夜不休，用心良苦。苟晞靠此在乱世中求生存谋发展。在政治上，苟晞是个不折不扣的强权者，建立了庞大的官署和幕僚系统，专断辖区内的人事，追求战功，对付异族武装和流民起义毫不手软，日加斩戮，流血成河。兖州、青州一带百姓苦不堪言，暗地里骂苟晞是“屠伯”。

苟晞的青州刺史是司马越任命的，司马越还封他为郡公。两人的关系一度很好。如果能够深入合作，司马越有可能借助苟晞的实力，在黄河下游站稳脚跟，和石勒、王弥等人决一雌雄。遗憾的是，两人的关系在司马越出洛阳前，不幸破裂了。司马越的亲信潘滔、刘望等人诬陷苟晞，可能是想夺苟晞的官职；苟晞生气了，向司马越要潘滔等人的脑袋，又向司马越建议了几项人事变动，司马越一概没有答应。苟晞于是认为：“司马越为宰相，不能平定叛乱，使天下淆乱，我怎么能坐视不顾呢？今将诛国贼，尊王室，匡扶天下的霸业可成！”他移告诸州县，公布司马越的罪状，宣布和司马越决裂。司马炽正是看中这一点，让苟晞去讨伐司马越的。主观上，苟晞有讨伐司马越，甚至取代司马越的心思；可惜他在客观上已经自顾不暇。流民武装领袖王弥所属的曹嶷部队之前大举进入青州，志在占领领土长期经营。苟晞抵抗得很辛苦，节节败退，部队日渐零落，完全没有力量讨伐司马越，两面作战了。他能做的，就是在文字上积极响应司马炽的号召，对司马越口诛笔伐。

离开洛阳后，司马越的日子也不太好过。所谓的讨伐石勒，不过是逃离的借口而已。全军上下，从司马越到普通士兵，都没有战胜石勒的信心。不幸的是，二月，石勒大军从汉江北上，朝着司马越部队的方向冲杀过来。司马越匆忙躲避，向东方逃去。当月，石勒占领了重镇许昌。三月，司马炽又公开发布诏书，讨伐司马越。司马越还截获了苟晞和朝廷往来讨伐自己的文书。在石勒、司马炽、苟晞三方的巨大压力下，东海王司马越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，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，心力交瘁加上急火攻心，死在了项城。

司马越死后，官民们要推举太尉王衍为首，率领大家谋出路。王衍不敢担当如此大任，百般推辞说：“我年少时就没有做官的欲望，这些年来全是熬资历才升迁到如今的地位。今天的大事，怎能让我这样一个没有才能的人来担任统帅呢？”他要推举随军的襄阳王司马范为新首领，司马范坚决不答应。最后实在没办法，王衍心不甘情不愿地继承了司马越的位置。

王衍，山东琅琊人，在琅琊王家的兴起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，日后琅琊王家在南方的发达，实在应该感谢他。从年轻时代起，王衍就精通玄理，擅长清谈，专以谈论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为事。清谈时，王衍喜欢手持白玉柄的尘尾，手和玉柄的颜色一样白皙。虽然是玄学大师，王衍却没有留下系统的言论，就连只言片语也很少。主要原因是他纯粹是为了清谈而清谈，没有成熟的观点，经常谈着谈着觉得话语有什么不妥的地方，就随口改过来。世人称之为“口中雌黄”。正如他承认的，因为资历老、家底硬，王衍被视为士族的首领。在人品和能力上，王衍都没有称道的地方。他的夫人郭氏是个悍妇加守财奴，连亲友的钱财都要贪霸。王衍对郭氏的贪财很鄙夷，坚持口中不提“钱”字。郭氏偏要试试他究竟会不会说钱，就让奴婢用钱绕床一圈，把王衍围在床上。王衍醒来后看到钱，大喊：“把这些堵着我的东西拿走！”在政治上，王衍没有丝毫建树，专谋自保，甚至不惜为了讨好贾南风而牺牲女儿的婚姻（王衍的女儿原本许配给了愍怀太子，王衍看贾南风不喜欢愍怀太子，竟然悔婚）。可就是他，连续担任尚书令、司空、司徒等宰相级的高官。王衍年轻时曾去拜访山涛，山涛对别人评价王衍道：“王衍看起来很不错，然而亡国败家的，正是这样的人！”

王衍当了东海王部众首领后，有三条路可以走。第一条路就是回归洛阳，和司马炽汇合，号令天下，与叛军对抗，维持困局；第二条路是与其他晋朝势力汇合，比如与苟晞的青州势力抛弃前嫌合兵一处谋求自保，或者继续往东南方向发展，渡过长江去与司马睿的势力会合（与其他势力会合似乎难度很大）；第三条道路是就地占领郡县，准备后勤和工事，以之为根据地防御敌人、谋求发展。应该说，这三条路都不失为现实的选择，在石勒军队逼近的情况下都具有危险性。然而，王衍做出了匪夷所思的选择：对司马越的死秘不发丧，扶着灵柩向东海进发，准备在司马越的封地安葬他。于是，以王衍为首，襄阳王司马范为大将军，全军向东踏上了尘土飞扬的征途。